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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一、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制造业发展

    中国的制造业之所以最初被认为是靠自由经济推动起来的,很大的原因来自于我们所说的传统制造业,除了固有的国有体制内外,许多中小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其前身多来自农村的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20世纪80年代,村村点火、处处点灯的制造业萌动,曾经造就了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的第一次变革。而当时的副总理万里曾有一句经典的名言:“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火”,也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的五小工业,包括小加工、小制造,而且在当时国有企业没有实质开放之前,乡镇企业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农村的第二次腾飞,这次腾飞完全依赖的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没有国家支持,也没有国家干预,农村的小企业基本依赖于本地资源。区位条件好的企业,主要依赖大城市的辐射。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制度改革后,农村传统的小企业“船小好掉头”、机制灵活、见缝插针的优势逐步丧失,曾经靠以国有企业抢市场、争原料的发展手段基本被切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开始实施第一次转型,逐步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当前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模式的雏形,这种雏形可以归结为:苏南集体经济工业发展模式,珠三角依赖于港澳转口贸易的发展形式,北京郊区依赖于城市工业外迁形成的特有优势,重要工业基地的产业链延伸形成的配套加工型工业基地。所有这一切,在当时仍保留着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发展模式,国家基本没有予以更多的干预,传统的村村点火、处处点灯的发展手段,也逐步向规模化演进。至21世纪初在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形成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并有一批脱颖而出的优秀民营企业,成为地方工业的骨干和龙头。

    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的利益冲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地均把制造业作为增加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在得不到新的财政来源的背景下,开始逐步将无形的手伸入到制造业中。中国的机械、食品、化工、服装、纺织、民用设备等,县域经济中的龙头工业均被地方政府既予以保护,又予以强制性的干预,使原本自由竞争的制造业,变成干预主义“紧逼盯人,’似的管人制度,失去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客观上又使大城市以外的制造业呈现出二元结构:其一是企业的发展要靠市场的自由竞争来实现;其二是企业如何发展,要看当地政府的眼色和当地政府的规划,这最终使中国的制造业从已有的竞争优势陷入到干预主义的被动发展之中。

    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出口环境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提高和国外接连不断的贸易制裁,使得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陷入高速发展之后的第一次全面危机,尽管中国的制造业今天仍保持全球第一的重要位置,但是其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已经很难靠一般的国家政策修复了。

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在未来的国家竞争中,中国最大的优势不是来自军力、高科技,而是在于新型制造业。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中国的金融受到影响,最严重的是中国制造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欧美为了保护本土的中小企业,可以无所顾忌地撕毁合同定单,到岸的货物也被强制装船退回,大国的贸易保护在西方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外衣下,赤裸裸地显现出其国家干预主义的真相。为此,一些落后国家纷纷想借机抢夺中国在欧美的市场份额(但因为规模和质量未能得逞)。同时,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使2009年中国沿海几万家出口型企业停产,上千万的民工失业返乡。

    美国和欧洲的经验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制造业并不代表落后,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数据显示,中国在2011年1月已超过美国0。4个百分点)。自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在高端装备机械、新型材料、大型动力设备、高度精细制造等产业领域,不仅长期占据全球50%以上的市场,而且在1980-1990年的结构转型中,仍确保现代制造业的规模和技术等级在全球第一的位置。美国如果没有世界最发达的制造业,很难抵御住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债务危机。2011年欧洲之所以陷在主权债务之中不能自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欧洲的制造业正在被美国压制住。而希腊、西班牙的制造业更是因产品结构单一、规模过小、国际竞争力薄弱,没有能力来填补金融市场的泡沫对实体经济的依赖。中国在2008年以后,之所以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加速度,除了政府不惜代价地加大投资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中国的制造业一一中国的制造业不仅市场占有率高,规模大,而且相对于非发达国家来说,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性能比均具备很强的优势。

    因此,中国的制造业必须升级,必须在所有新兴国家和后来者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2011年春节前,温州一家制造抗压抗热橡胶制品和汽车过滤系统的企业,因欧元贬值,公司出口亏损。面对欧州公司的不肯提高收购价格,公司迫于无奈,决定停止供货。由于该公司的产品,按同等价格、同等质量,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可替代者,于是,这家公司对欧洲公司进行了一次倒逼操作:只要欧洲公司不提价,公司就停止供货,最终迫使欧洲涨价。这个案例说明:只要你的产品好,今天就可以对发达国家实施价格倒逼,因为外资重选采购的成本会更高更难。

    但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面临一个很大的体制问题。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要想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就必须消除对资源和市场的强权控制。在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干预是必须的,即通过制定产业、技术、对外合资合作、外资并购等方面的门槛,保证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在5~10年间实现飞跃式的增长。同时,市场竞争、自由竞争也是推进制造业优存劣汰的必要保障。国家应当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竞争的环境,不要轻易干预和救助自我经营不善、技术发展滞后的落后企业。

    与此同时,可以说,制造业是最适合自由竞争的行业,这主要在于制造业产业本身的特质。由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仍处在传统制造业的范围之内,它既不涉及国家的产业安全,也没有形成典型的区域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仅仅为了维持工业各个环节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和工业生产品的消费,以及为满足中国制造市场而进行的出口。因此,这类行业如果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没有自由经济带动下的公平发展,是不可能产生或主动地产生新型制造产品和新型的制造业运营方式的。这一点不仅在国外得到了充分的论证,而且在我国的浙江地区和珠三角更得到了客观验证。从走私到作假,到踏踏实实地做实业,到形成一批亿万以上资产的制造企业,完全靠的是优胜劣汰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如果没有价格大战,没有资源的争夺,没有对市场的严格细八’没有靠竞争压缩成本的驱动力,温州是完全不可能成为如今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的。珠三角的制造业发展更是如此。如果仅仅因为毗邻港澳,珠三角的企业是不会取得在发展中不断转型的特征的。由于竞争和生存的需要,珠三角在近10年之内完全依靠成本推动和技术推动,大规模地淘汰了落后产能,形成了像虎门镇、小揽镇这样初步进入现代制造业的工业聚集区。相反,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制造业,包括一批国有制造业,由于仍沿袭着按政府的要求做配套生产,按政府的规划制定产品结构,因此几乎看不到主动发展的动力,制造业应有的竞争优势在政府的干预中变成了地方发展的劣势。

三、机械工业与食品加工工业或可成为重要突破口

    未来10年,中国可以最大可能地发展服务经济,扩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可以全面将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国际融合、渗透,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但是,所有的努力都要建立在制造业、加工工业的强大上。不管是当前还是未来,再发达的金融业和服务贸易,都是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的。中国要推进金融服务业和其他服务贸易的快速扩张,就必须举国力来推进制造业和加工工业的技术进步。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特别是中小企业转型情况看,3~5年内,中国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最具突破力的是机械工业和食品加工工业。这两个产业,一是企业庞大,数量和分布密集,产业等级落后,生产能力与技术供给脱节;二是可选择的投融资渠道没有打开。这两个产业的突破,可以带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跟进,并对企业技术改造、投入、升级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产业的提高,足以使中国工业出口的主动权显著提高。

    我国的机械制造业之所以庞大而质量不高,除了重大项目被国企垄断外,最重要的是产业布局散乱,产业分工无序。各地恶性竞争,品种高度重复,产业链上下断裂,价值链多被产业链的脱节所破坏。彻底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待遇,鼓励民营企业主动创新和引进技术,是消除机械工业简单地“以数量换市场”的关键。

    再看食品工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一个农产品大国,资源优势、农产品深加工、高附加值生产方式、庞大的市场需求等因素为现代食品深加工工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与此同时,食品工业的发展也存在市场混乱、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阻碍了其发展。但从我国食品工业的现状看,不论东北还是中部地区,以本地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工业均具有长远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食品安全的管制时代已经真正启动,投资食品安全技术产业和新型食品加工工业,会获得远超过其他制造业的利润。

    对中国人而言,“吃”是一个无穷大的事情,这不仅仅是“民以食为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大多数人把吃作为一种文化,一种行为,一种品德和一种身份。而被无穷放大的市场,在供给不充分的情况下,质量就开始被忽视了。而当制造食品的供给者数量不断增加,人们对吃的行为、文化、卫生、质量、品德和享用性的要求就会逐步提高,而一旦进入一个临界点,食品深加工的发展就会出现跳跃式的发展。

    在中国食品加工业正在由有效供给不足,向有效供给与需求逐步平衡的情况下,在产业层面,加大食品深加工已成行业发展的必然特质。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工业,在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模式。首先,优质的食品工业取决于优质的农产品,发达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主要是价格契约、出口补贴和农田私有化,国家补贴的重点在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美国是政府与农协通过年度契约确定价格控制,丰产后价格下跌,政府仍按契约价给予差价补贴,欠产或价格快速上升,农协也不能超过契约价出售。同时,美国对出口的补贴—直是美欧农产品价格矛盾的关键。

    中国以前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在流通环节,20世纪北京粮食副食品补贴曾相当于财政支出的60%,后改革为对生产的投资与临时性价格补贴。对生产的投资具有很强的行政干预性,其中,对农业水利、设施蔬菜、猪场、土地改造、现代生产基地的投资有一部分被当地政府挪用。因此,在忍受高菜价之前,消费者们交的税已经有一部分进了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口袋。这就是机制问题。因此,制定农产品价格长效定价机制,不能简单以计划和自由市场来评价,而是要寻求一套完整的价格契约制度。但在国家行政干预具有强烈的市场破坏性背景下,契约的制定还有许多问题和利益需要突破,其核心目标是要让利益体现在农民和消费者身上。

    在备省市“十二五”规划中,均把养猪作为食品工业的重心,提出建立百万头级养猪场、屠宰厂、肉食品加工厂,猪肉价格上涨,总体看不是成本推动的,核心问题还是在流通环节。目前,对猪饲料的管制、肉品添加剂管控尚未到位,食用猪生产标准和肉质标准均未出台。因此,在猪肉成本未真正上升之前(饲料价格的上涨已融在生产成本中消化),肉价尚属于连带性上涨,即受菜价上涨影响后形成的“追涨”,流通领域加快了_上涨速度。下一步,不是缺肉的问题,国家也不宜盲目追加养猪补贴,而是要尽快制定具有长效性的农副产品价格协调机制。当前,财政干预的重点是最高限价,以及提高对低保人员的副食品补贴。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引入技术,而不是所谓的大食品厂就是宰猪杀鸡厂,技术的进入要解决农业资源地区农产品资源从食物形态向资本形态的转化。这个过程可能也是投资人和农产品资源拥有地区思路趋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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